二岁而孤，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故事

解读百家姓范姓。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故事，先忧后乐与忠君、爱国、惜民。范姓位居大姓行列，位列新百家姓第51位，约有468万人，占全国总人口的0.36%。中国范姓一支迁居越南，现今范姓已是越南第四大姓，占越南总人口的7.5%，约678万。

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，屡遭同僚排挤、攻击，甚至他的朋友、同窗、老师对他言事无忌也颇多争议。他入官的推荐人晏殊就曾责备他“好奇邀名”；当朝另一位宰相吕夷简也说他“务名无实”。但是，他死后的千百年来，士大夫和老百姓却给了他昭若日月的评价，朱熹评论他“天地间气，第一流人物”；刘漫塘说“本朝人物，南渡前，范文正公合居第一”；明代方孝孺说他“时屯道难合，谤息名愈全”；清代袁枚称其“黄阁风裁第一清”。范仲淹生前有褒扬有指责，有贤名有讥讽，毁誉参半。但在死后却好评如潮，甚至成为了士大夫的精神领袖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一、划粥断齑与少年志气

范仲淹（989—1052年），字希文，苏州吴县人，诞生于河北成德军（今河北省正定县）节度掌书记官舍。其父范墉，曾任成德军、武信军（今四川遂宁市）、武宁军（今江苏徐州市）掌书记。范仲淹两岁丧父，家道中落，当时母亲谢氏还十分年轻，加上母寡儿孤，贫无所依，便带着儿子改嫁淄州长山（今山东邹平县）的朱文翰，范仲淹改姓名为朱说，并在朱家长大成人。朱文翰做过地方小官吏，对继子并未冷眼看待，“既加养育，复勤训导”，寄予厚望，期成大器。范仲淹在洞庭湖畔的澧州安乡（今湖南安乡县）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，接受了启蒙教育。养父虽然对他期望甚厚，但毕竟是重新组合的家庭，庶母继子难免生出寄人篱下的孤苦，生活上也贫穷窘迫，这让范仲淹在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前，备尝攻苦食淡的艰辛和折磨。然而正是这种艰辛和折磨，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。

范仲淹一生读书不辍，特别是多次迁居的青少年时代，每迁一地，都留下了读书的遗迹，也留下了许多让人感动的苦读故事。在安乡时，范仲淹曾读书于当地太平兴国观，寒暑不倦。清朝翰林张明先诗言：“荒台夜夜芭蕉雨，野沼年年翰墨香。”以“书台夜雨”这清寂而优美的诗意，概括了范仲淹这段少年攻读生活。

随着学识的增加，范仲淹开始由要我读书变成了我要读书，虽然常常忍饥挨饿，但他不以为意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前后，范仲淹随养父生母回到养父的故乡淄州长山，读书于长白山醴泉寺，每天的饮食仅仅一碗稀粥，先冷却，然后分成四块，早晚各两块，再配以盐拌韭菜末，“断齑划粥”成了他励志苦读的深刻写照。

如果说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是他自觉读书的表现，那么多年以后他到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应天书院求学，则是为自立而读书了。幼年丧父乃人生大痛，当范仲淹知道自己是范姓之子时，不异于当头棒喝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朱氏兄弟奢华浪费而不知节俭，范仲淹曾多次劝阻，有一天朱氏兄弟被劝说得不胜其烦了，便脱口而出说，我们用朱家的钱，与你何干？他听此言十分疑惑，自己不就是朱家子孙吗？他疑骇之下四处打听到自己的身世之谜，最后才知道自己是姑苏范氏之子，内心的痛苦与悲愤喷涌而出，范仲淹是个烈性汉子，他毅然决定自立门户，并立即离开朱家，负琴携剑，求学南京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发奋读书、学成迎母，这时，他23岁。

在应天书院求学，由于与朱姓决裂，生活一度没了着落，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异常艰难。《范文正公年谱》上说他“询知家世，感泣去，之南都，入学舍，扫一室，昼夜讲诵。其起居饮食，人所不堪者，公自刻益苦”，还说“公处南都学舍，昼夜苦学，五年未尝解衣就枕。夜或昏怠，辄以水沃面。往往饘粥不充，日昃始食”。范仲淹孜孜求学，倦怠时以凉水浇脸，饥饿时以稀粥为食，日夜与诗书相拥，五年未解衣就枕。南京留守的儿子与范仲淹同窗，十分同情范仲淹，便把他的苦读情况告诉了自己的父亲。留守很受感动，从自己的饭菜中节省一份出来送给范仲淹，但范仲淹婉拒了，说不是不感谢您的深情厚谊，但自己喝粥习惯了，也不觉得苦，一旦享受丰盛的饮食，以后喝粥就索然无味了，表达出清贫自甘，清苦亦乐的豁达。还有一次，宋真宗幸临南京，南京万人空巷，应天书院师生也倾巢而出，争睹圣颜，只有范仲淹岿然不动，继续读书。有人回来后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风采，范仲淹说，将来晋见也不晚，可见其抱负的远大。

十年寒窗，范仲淹“大通六经之旨”。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，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，即奉母侍养，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理想，也开始了他偃蹇动荡、赤心报国的仕宦生涯。中进士后，他在《寄乡人》诗中说：“乡人莫相羡，教子读诗书。”对自己的苦读生活也仅只淡淡的一笔带过。

二、先忧后乐与忠君、爱国、惜民

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，身前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，一是御边，二是新政。宋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西夏战事复燃，范仲淹临危受命，先以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（今陕西西安市），后迁龙直学士、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知延州（今陕西延安）。御边的过程中，范仲淹在战略上主张“严边城，使之久可守；实关内，使无虚可乘”（《论西事札子》），采取修固边城、精练士卒、招抚属羌、孤立西夏的办法，积极整顿军备，坚持以守为攻，争取最后的胜利。当时，范仲淹的御夏方针，为许多朝臣和将帅所不理解，一时被讥为怯懦。仁宗急于求成，采纳了主动出击的建议，结果在好水川和定川砦二战中损兵折将，大败亏输。痛定思痛，仁宗才决定改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。事实证明，范仲淹坚持的战略是着眼现实和长远的最佳御夏方案。在范仲淹和韩琦主持下，边城日固，士气日盛，军备日精，陕西四路立体纵深攻防体系初步构筑完成，战局开始有了变化，西夏再也不敢小觑宋军，当时民谣可以为证：“军中有一韩（韩琦），西贼闻之心骨寒；军中有一范（范仲淹）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此后，宋夏于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初和议，范仲淹稳妥积极的防御战略取得实效。

宋仁宗赵祯是一位期望成就一番伟业的皇帝，但他最大的毛病在于好大喜功、急于求成、善始不终。与西夏的战争久不能胜，使他认为强内才能安外，固本才能宁邦。这也并非不正确，只是时机把握不当。当战事稍停，他不顾西线战略功亏一篑的危险，于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四月，紧急调任范仲淹和韩琦为枢密副使，不久又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，开天章阁，诏命条对时政，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。范仲淹应诏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首先就指出：“欲正其末，必端其本；欲清其流，必澄其源。”提出“明黜陟、择官长、厚农桑、修武备”等十项改革措施，拉开了“庆历新政”的序幕。这些改革措施中，除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三项外，其余都为改革吏治的措施，这也确是给内外交困的宋王朝对症下药、正本清源。但“择官长”、“明黜陟”、“抑侥幸”等措施施行后，影响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，改革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，加上仁宗的有始无终，朝廷大臣的瞻前顾后，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，使十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六项就半途夭折，“庆历新政”以失败告终。

范仲淹的施政抱负虽然总是功败垂成，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贯的，他为民务实的奋斗是持之以恒的。在《给晏殊并呈中丞》中他说：“某连蹇之人，常欲省事，及观民患，不忍自安。”在《依韵酬吴安道学士见寄》一诗中他慷慨陈词：“岂辞云水三千里，犹济疮痍十万民。”任职泰州（今江苏泰州市）时，由于扞海堤年久失修，每到海潮泛滥，往往农田洗荡，牲畜无存。看到百姓不堪其苦，他心急如焚，不断上书建议修复扞海堤，一番周折后，最终争取到了朝廷的支持。修复扞海堤工程先由范仲淹主持，后由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和发运副使张纶的主持，经过官民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战，在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，一条150里的扞海大堤终于横亘在洪水面前，外逃居民纷纷重返故园，生产迅速得以恢复。通州（今江苏南通市）、泰州、楚州（今江苏淮安市）一带从此水旱无忧，当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的功绩，将扞海堤取名“范公堤”。

三、宁死不默与不以利害为趋舍

范仲淹早年立志，敢说敢为，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是他纠偏勘误不辟祸患的信念。

范仲淹入仕后，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，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，这些建议，条条符合现实，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，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。早在天圣三年（1025年），当还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时，位卑言轻的范仲淹便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呈上了一份《奏上时务书》，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，整武备以御外患，重馆选以养人才，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；天圣五年（1027年），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，他“不以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忧”，冒哀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——《上执政书》，针对时弊，他提出了“固邦本，厚民力，备戎狄”等六条改革主张。据说，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，大为赏识，立即授意晏殊推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。

范仲淹立身孤高，报国奉行“以言为先”，而且次次都是药石之言，以致危言多犯，屡言屡贬。天圣八年（1030年），范仲淹上疏《乞太后还政奏》，请章献太后“卷收大权，还上真主”，让“春秋已盛”的仁宗亲政，加上这之前他还谏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寿仪，触怒章献太后，被贬为河中府（今山西永济市）通判。范仲淹的言行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，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。为此，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说：“事君有犯无隐，有谏无讪。杀其身，有益于君则为之。”反映了他宁死不默的一贯精神。

明道二年（1033年），章献太后驾鹤西归，亲政后的仁宗希望有所作为，拔擢了一批太后垂帘时受到压制的官员。范仲淹也由陈州（今河南淮阳县）通判召还，担任了谏官。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，不久，仁宗因为宠幸尚氏、杨氏二妃，准备废黜郭皇后，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到垂拱殿门，伏奏郭后不可废，结果被押解出京城，贬知睦州（今浙江建德市）。即使狼狈如此，范仲淹还在《睦州谢上表》中反复劝说仁宗：“有犯无隐，人臣之常；面折廷争，国朝盛典。”

景佑二年（1035年）冬，范仲淹由知苏州提拔为礼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、判国子监进京。归来后的范仲淹，论事愈急。当时，吕夷简任宰相，颇为专权。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《百官图》上呈仁宗，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：“某为超迁，某为左迁，如是为公，如是为私，意在丞相。”（《范文正公年谱》），直言宰相用人不当，以权谋私。这把位极人臣的吕夷简气得七窍生烟，暴跳如雷，反在仁宗面前诉范仲淹越职言事，荐引朋党，离间君臣。这次，他又落职饶州（今江西鄱阳）。

历经三度贬职，范仲淹丝毫不见“收敛”他那近似固执的坚持，源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，源于他忧国忧民的情怀，源于他许国忘身的精神。只是，不以他为迂阔而真正理解他的有几人？

四、名利与气节

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，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、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。他在《上资政晏侍郎书》中说：“信圣人之书，师古人之行。”又在《蒙以养正赋》中说：“学默默以存志，将乾乾而希圣。庶几进退之间，保君子之中正。”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，在得失进退间，不失其高尚的情操。所以他始终“内守朴忠，外修景行”（《苏州谢就除礼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表》），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，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。然而，由于他竭力事功而谏言无忌，进退自如而操守过洁，使他在当时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，王安石甚至指责他“好广名誉，结游士以为党助，甚坏风俗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。

范仲淹确实爱名，但他爱的是竭诚报国之名，爱的是经纶济世之名，爱的是心若介石之名。正因为他爱名如宝，雪操冰心，注定了他无论是重用为股肱之臣，还是贬谪为偏远小吏，始终“不以毁誉累其心，不以宠辱更其守”（《邠州谢上表》）。唐末五代以来，冯道、范质之辈充斥于朝，不以国破君亡为耻，反以连任“贰臣”为荣。尤其是冯道，历五朝四姓十主而钓台稳坐，自命“常乐老”，洋洋自得。宋初士风沿袭五代，积习难改，士大夫不顾廉耻、不守节操、曲学阿世者不乏其人。范仲淹作为位起于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，一生砥砺名节，不易操守。他满怀至诚，固执大道，认为“名可巽而道不可屈，怀可卷而节不可降”（《上张右丞书》），他誓言“定应松柏心无改，自信云龙道不孤”（《和并州大资政郑侍郎秋晚书事》）。正因为对名节和操守的坚持，使他能始于洁行而不耽于忧戚，见于大节而不屈于名利，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谏诤于朝廷，“三黜专城”依然救民于水火，众口铄金依然矢志不渝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素心直拟圭无玷，晚节当如竹有筠。”朱熹对他给当朝士风的精神影响和作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说：“本朝忠义之风，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

宋仁宗皇佑四年（1052年），64岁的范仲淹旧疾缠身，感觉大限将至，便向宋仁宗呈上《遗表》，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长远，邦国兴衰，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：“伏望陛下调和六气，会聚百祥，上承天心，下徇人欲。明慎刑赏，而使之必当；精审号令，而期于必行。尊崇贤良，裁抑侥幸，制治于未乱，纳民于大中。”还对“事久弊，则人惮于更张”深感忧虑，对自己“功未验，则俗称于迂阔”深表遗憾，至于自己身后之事，却只字未提，表现出他一生坚守的大忠和大节。范仲淹经天纬地之才而用之未尽，忧国忧民之志屈而未伸，他的遗憾是泣血的遗憾，正如韩琦在《范文正公奏议序》中感叹：“不幸经远而责近，识大而合寡，故其言格而未行，或行而复沮者，几十四五。”真是未了之英雄，至性之君子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