巍然崛起，山东临朐冯氏家族

　　今天为您讲述在山东临朐巍然崛起的冯氏家族。冯姓，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九，是一个古老的姓氏。从古至今人才辈出、令人侧目。冯姓在全国总人口有800多万，追溯其根源冯姓是典型的贵族后裔，血统显赫。下面来看看在山东临朐巍然崛起的冯氏家族。
　　处于沂蒙山区边缘的山东临朐县，风景秀丽，钟灵毓秀。在明代，冯氏家族在这里巍然崛起，人才辈出，与本地的青山丽水相得益彰。颇引世人瞩目。冯氏家族，应从冯裕说起。冯裕（1479－1545 ），字伯顺，号闾山，举弘治十七年举人，正德三年（1508）进士。父振，字文景，举赠奉直大夫、南京户部郎中。裕先后历华亭和萧县令、晋州知州、南京户部员外郎、石阡府知府、贵州按察副使。为官恤民抗直，颇有政绩。冯氏一门至裕始显，在此后至清初的一百余年中，人才辈出，世代贵显。从冯裕至清初冯溥一代，共有进士八人，举人、贡生达十几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冯氏家族不仅政绩赫赫，而且在文学上亦有不可埋没之建树，其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的有冯裕、冯惟敏为首的冯氏父子。冯氏一族虽世籍临朐，但从冯裕曾祖思忠时徙家广宁（今辽宁省北镇县），至裕官平凉府知府时方还家临朐。裕先辈皆不显。故其先辈事迹皆不见于本地县志、府志。如前所述，冯裕一生廉平抗直，颇有政绩。官华亭令时，邑人张文冕为刘瑾心腹，以家托于冯裕，裕居官守正，无所循庇，文冕告于刘瑾，将逮系之，裕不为动。又，裕官南京户部员外郎时，“数忤中贵人意。中贵人欲伺间中之，终无所得。乃益重之，叹服再拜而去。”晚年他还家临朐，与石存礼、蓝田、刘澄甫、陈经、黄卿、刘渊甫、杨应奎结海岱诗社。八人唱和之作，由裕曾孙冯琦辑录成《海岱会集》。冯裕的一生，恰如他自己所言：“希宠者负君，媚人者负己，谋人者负人，生平盖三无负焉。冯裕的这种为官、为人的品格，对以后的整个家族多有影响。冯氏家族颇受人们称道，与其为官做人的品格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冯裕的创作多为诗歌。其诗师法古乐府、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歌。但他与当时正高举复古大旗的前七子不同，他没有陷入前七子由师古走向拟古的泥坑；而是学习汉魏诗歌那种不假雕饰、自然天成的化工之美。综观《海岱会集》。八人之作尽管风格各异，但总体倾向却是一致的。一方面，这些作品作为山林唱和之作。讲究情趣、尚法自然。与许多应酬之作包括许多名家的酬唱之作大异其趣。他们以山林岩穴之士的自得之乐为旨趣进行诗歌创作，”盖山间林下自适性情，不复以文坛名誉为事，故不随风气为转移“。这种创作的无功利性使他们的作品摆脱了当时诗坛不良风气的影响，”八人皆不以诗名而其诗皆清雅可观，无三杨台阁之习，亦无七子摹拟之弊“。另一方面，他们毕竟是致仕而归的士大夫（八人中七人是进士，只有刘渊甫一人是举人），在学习”竹林七贤“隐居避世的闲情逸趣（”竹林七逸，事清谈而入醉乡；雁塔群仙，矜旷荡以临花市“）之时，总不忘对人生世事和国事民瘼留一丝感悟和优虑：”雕虫从事，庶成书以成言；撰述何劳，盖因文以见道。“与其他七人一样，冯裕致仕归官后的思想仍是优游林间的士大夫思想。

　　除《海岱会集》所收冯裕诗123首以外，现存冯裕作品集还有《方伯集》。此集由裕之曾孙琦辑刻收入《冯氏五先生集》中。

　　裕有五子，除幼子惟直早卒外，其他四子均知名于时。余继登《光禄寺卿冯公惟讷墓志》曰：”宪副公有丈夫五子，四登科第，并以文章政事擅名于时，东海冯氏遂有声于天下。“ 其长子惟健（1503－1553？），字汝强、汝至，号冶泉、陂门山人。嘉靖戊子（1528）举人。有《冶泉集》（亦即《陂门集》）。在一门贵显的冯氏父子中，惟健是最不显的一个。惟健少即有才名，《光绪临朐县志》）载：”少有文名，随父官南都，与陈凤、卢国贤辈结文社青黔之上，诸人皆早负盛名而推惟健为祭酒。“李维桢也说：”惟健弱冠有文名才情骏发，超然绝尘。“（6）可见，冯惟健在弱冠之时，其才华就得到了时人的认可。按理说，少负才名的冯惟健对未来是颇有信心的，然而以后科场连连失利，”七上春官不第“这样，到第七次落第后，他再也无心科举，只好把一番未酬的壮志寄托到了诗文上，”奇思健气，溢为词章。诗赋得之汉魏骚选，近体似初唐。书启诔赞，超轶峻整。至于叙记诸篇，命意深厚，敷言尔雅，尤能独树一帜“清人宋弼《山左明诗钞》引朱中立语：”陂门奇思峻发，古选冲逸，近体严整，盖杰作也。“惟健作品除了《陂门集》外，还有《南征圣泉赋》等。在冯氏父子五人中，时人将惟健与弟惟敏、惟讷并称，号为”三冯“，鲁王孙朱观熰（ōu）撰《海岳灵秀集》，论三冯之才，首推惟健。可见，冯堆健的文学才华是得到了时人的认可的。

　　裕次子惟重（1504－1539），字汝威，亦字芹泉，有《大行集》。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举人，嘉靖戊戌（1538）进士，官授行人。与其兄惟健一样，惟重也是少负才名，”十岁属文，观书数行俱下“。”公生而敏慧，十岁能文，有隽誉“。随父归临朐后，其才名已远播乡里，”齐鲁间执经为弟子者日众“。比长兄惟健幸运的是，惟重于1538年与四弟惟讷同榜举进士。举进士后，授行人，时世宗南狩，惟重奉命告湖湘，驱驰君命于烈暑中，到庐江时，疽发于背而病亡，年仅三十六。或许由子去世过早，惟重在兄弟四人中文名最不显。钱谦益在（列朝诗集小传》说：”兄弟四人，三人皆有集，以才名称于齐鲁间，独惟重无闻焉。“。然而，惟重亦少负才名，其文学艺术才华丝毫不在诸冯之下。李维桢《冯氏家传》说他：”刻意为诗，无大历以后语，书遒劲有晋人意。“清人宋弼也说：”予观《大行集》，清新俊逸，直逼盛唐，特未深厚尔。昔历下王秋史以《大行》为五集之冠，盖先予论定云。“客观地说，惟重在才情方面毫不比”三冯“（惟健、惟敏、惟讷）逊色。但其文学成就确实不如”三冯“突出。其主要原因恐怕是惟重早年忙于科举，而踏入仕途后，又过早地去世，因而使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。余继登在《芹泉冯公暨蒋太安人墓志铭》中说：”方公盛时，兄弟四人俱以文章科第擅名海内，公独未究其用以死。“冯惟重的英年早逝，确实是令人感到惋惜的！

　　冯惟敏是冯裕的第三子，系整个冯氏家族中在文学成就上最为杰出的一个。冯惟敏（1511－1578），字汝行，号海浮。与其兄惟健、惟重一样，惟敏也是少年即有文名，李维桢《冯氏家传》说他：”含咀英华，为文闳肆，万言可立就。晋陵王慎中督学山东，自谓于书无所不读，犹逊其才也。“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举于乡，然而以后会试却屡试不第。科场的失意使他转而追求一种自适快意的生活。《冯氏家传》说他：”屡上南宫不第，结茅冶水上居焉。放舟上下，浩歌自适，望之如神仙中人。“ 可见儒家”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“的思想对他的影响。他在家乡隐居了二十多年后，由于当时山东巡抚的迫害，加之始终没有破灭的功名抱负，终于出来做官，选授直隶涞水令。虽说官位不显，他还是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。

　　他为官不弄威权、不惊扰百姓，”清静不扰，每出行县，以壶飨自随，民无丝粟之费“他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，”缮学宫，浚城隍，树以榆柳，行道之人歌咏之“他刚正不阿，不惧权贵，颇有其父之风。时地方膏富不法，”县民富者为将军，为校尉，为力士，为执金吾，为中贵人，兼并土地无算而多逋租契，惟敏摘其最负者惩之，贫民以为德，而豪右谤四起矣“由于触怒权贵，他被谪为镇江府教授。时惟敏文名已高，故得”聘典云南试，录文多出其手，一时传诵“不久迁为保定府通判，奉檄修府志，同时，感于杨继盛不屈于严篙之事迹，为辑其遗文《杨忠憨遗文》行于世。在保定任上，冯惟敏还是很关心地方政事的，”陈郡利害十六事，皆中窾綮“。但由于官小位卑，其奏本如石沉大海，根本无人理睬，一连串的遭遇，使他彻底厌倦了官场，辞官之志也就更坚决了。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惟敏又被擢为鲁士师，可他竟未去赴任，于次年春，径返家乡了。致仕归来后，冯惟敏又重新过起了隐居生活，”结茅冶水上，名其亭日‘即江南’，日与朋辈觞咏其中，自号海浮山人。每当天日清澄，风雪瞑霭时，棹烟艇上下，自歌所为北调新声，见者以为神仙中人“在家乡隐居的这一段时间，他依然关心农事，着名的《胡十八刈（yì，割）麦有感》正作于此时。这一段时间是冯惟敏生活比较安定的时期，”自放山水，不与世接，类任达旷隳（hui）者流。然家居，独闲礼法，每岁首，与子侄家宴，为诗歌，道天伦乐事，必加勉勖“但时间不长，他就去世了。

　　在文学上，冯惟敏的诗、散曲、传奇、杂剧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其中以散曲成就尤高。作品有《海浮山堂词稿》、《石门集》等。惟敏作品的风格属本色一派，其作品豪放洒脱、不假雕饰。《光绪临朐县志》说他：”诗文雅丽，不喜为刻削语，情事若指掌上，尤善乐府。以俊语度新声，流传远迩。西北人往往被之弦索，闻者解颐。“王世贞说：”北调近时冯惟敏独为杰出，其板眼、务头、撺抢、紧缓，无不曲尽，而才气亦足发之。钱谦益也说：“汝行善度近体乐府，盛传于东郡。王元美谓李尚宝先芳、张职方重、刘侍御时达，此调皆可观，而惟敏独为杰出……余所见《梁状元不伏老》杂剧，当在王渼陂（王九思）《杜甫春游》之上。”当然，对于冯惟敏作品的豪放风格的评价，众说不一。王世贞说他：“止用本色过多，北音太繁为白璧微纇（lèi）耳。”王骥德说：“冯海浮直是粗豪，远非本色”、“冯才气勃勃，时见纸纇，常多侠而寡驯”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惟敏散曲，为明代仅有之豪放派，最有生气，最有魄力。惟王世贞王骥德辈，以为本色过多。” 今人任中敏据此批驳王世贞、王骥德对冯作的批评，认为“本色”与“寡驯”正是冯氏散曲的长处。任氏的认识是深有见的的。所谓本色，是指其作品不加雕琢，生动活泼，通俗易懂，极富口语化；所谓寡驯，即指直抒胸臆，不为成法所拘。总之，冯惟敏的作品，取得了极高的成就，可以说，其散曲的成就代表了明代的最高水平。

　　冯裕的第四子惟讷（1513－1572），字汝言，号少洲。与其兄一样，惟讷少时即聪明颖悟，“有奇质，丰神秀彻。既长，开敏沈毅，辨悟绝伦，名起齐鲁间”。“六龄就外传，质问敢言，父名之惟讷，自是谨厚沈毅矣”惟讷的名、字与惟敏的相连，取“敏于行而讷于言”之意。惟讷在兄弟四人中仕途最显，故声名最大。（《明史 冯琦传》曰：“惟重、惟健、惟讷皆有文名，惟讷最着。”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与二兄惟重同榜举人。十七年，与兄惟重、惟敏同赴会试，惟敏落第，而惟讷与惟重同成进士。十九年（1540），除宜兴令，后调魏县，寻迁蒲州知州，调扬州府同知，以父丧归临朐。服阙，补松江，迁南京户员外郎郎中。嘉靖三十一年，以母丧归，复补北驾郎，出为陕西金事，分巡陇右，兼督学政。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，擢浙江提学副使，次年，升山西右参政。四十五年，升山西右布政使。隆庆二年（1568），转江西左布政便。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以光禄寺卿致仕。次年，卒于乡。惟讷为官，不惧豪富，颇有决断。知宜兴时，“宜兴多大猾，持吏短长，善逋赋（指逃避赋税），有逋至数十年者。公至，刺诸猾，搏击之，按籍而摄逋者。逋赋大集，以数万计输之郡。郡守大奇之，谓令才弱冠耳，乃老吏不如，邑中咸惴惴无敢以少年易公者矣”惟讷清廉自守，多为民计。赴松江任时，“赋入京师，舟中惟图书数卷而已”任江西左布政使时，“核上供瓷器浮费，令民亩出一钱雇役，民大感悦，肖像祀之”惟讷兼长武备文教，知魏县时，“会边警沓至，烽火彻郊，关畿南震恐。公计久远，调经费为城双井城以备之”。任浙江提学副使时，“公念两浙士风为海内嚆矢，广布条教以示左质右文之意，士习翕然，咸归于正”。

　　冯惟讷不仅政绩显着，在文学上，亦有不可埋没之功。除创作外，他还对古代诗歌遗产进行了编辑与整理。可以说，他主要的文学贡献就是对古诗的编辑整理。《光绪临朐县志＊艺文》对其创作和整理概括说：“冯惟讷，《青州府志》十八卷（钟志全祖其例）；《光禄集》十卷（选入五大夫集者一百七十九篇）；（《古诗纪》一百五十六卷（前集十卷，正集一百三十卷，外集四卷，别集十二卷。《四库全书》所采乃吴琯所刊，通为一集，卷数次第窜乱非原书也。）……《风雅广逸》八卷（以上并见（明史＊艺文志》，府志作《风雅逸韵》七卷，疑误）；《楚词旁注选》；《诗约注》（府志作《逸诗约注》，亦误）；《文献通考纂要》、《杜诗删注》（俱见本传，卷数未详，府志又有光禄诗，盖即五大夫集内之光禄集。）”其中，贡献最大的是《古诗纪》的编纂，《四库总目》说：“冯惟讷《古诗纪》前集十卷，皆古逸诗。正集一百三十卷，则汉魏以下，陈隋以前之诗。外集四卷，附录仙鬼之诗。别集十二卷，则前人论诗之语也。时代绵长，采搪（摘）繁富，其中真伪错杂，以及抵牾舛漏，所不能无。故冯舒作《诗纪匡谬》以纠其失。

　　然上薄古初，下迄六代，有韵之文，无不兼收。溯诗家之渊源者，不能外是书而他适，固亦采珠之沧海，伐木之邓林矣。”王世贞也说：“冯汝言纂取古诗，自穹古以至陈隋之诗无所不采，且人传其略，可谓词家之苦心，艺苑之功人矣。然远则延寿、易林、《山海经》图赞，近而周兴嗣《千文》，皆在所遗，恐当补录。”《古诗纪》在当时影响就很大，时着名文人如王世贞、汪道昆都为之作过序，汪道昆盛赞之曰：“是纪也，代必尽人，人必尽业，殆将穷宇宙、历岁时，周视尚方，惟口所适。具矣！备矣！全体赅矣！”冯惟讷的这种搜集整理工作，在当时影响极大，很多人都效法他这种做法：为补《古诗纪》之不足，冯舒作过《诗纪匡谬》；又有臧懋循编《诗所》五十六卷，张之象编《古诗类苑》一百二十卷，都以惟讷《古诗纪》为稿本，力求出新，而或随意剽窃，或掇拾餖饤，皆无甚可取。惟讷创作多为诗歌。主要见于《冯光禄集》及《冯少洲集》，亦多为人称道，如“浮声切响，按之无郄而有所，不欲尽于音；丰葩俊藻，纳之愈出而有所，不欲竭于辞”。王兆云在《皇明词林人物考》中说：“其诗俊逸秀丽，纵横绳墨间，时出奇峰，亦骚坛一大匠也。”

　　除了创作和编辑外，惟讷还积极关注其它文学活动。他与当时名噪文坛的李攀龙、王世贞、谢榛等“后七子”多有交往（注：成员包括李攀龙、王世贞、谢榛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徐中行和吴国伦。以李攀龙、王世贞为代表。名称首见于《明史·文苑·李攀龙传》。因在前七子之后，故称后七子；又有“嘉靖七子”之名。）。此外，他还参与编写了《嘉靖青州府志》、《嘉靖临朐县志》，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。

　　冯裕孙辈中，知名者有冯子履和冯子咸。冯子履（1539—1596），字礼甫，号仰芹，惟重子。子履生数日而孤，由母亲蒋氏抚养成人。与其父辈一样，子履亦“幼聪慧，日诵万言”。“弱冠能文，下笔千言立就”于慎行也说他“颖悟绝伦，日诵万余言。为文词，援笔立就。”隆庆元年（1567｝举人，次年举进士，知直隶固安县，以能擢兵部主事。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出为山西按察司佥事，治兵大同，数有边功。累迁参议副使，因被谗言，解组自免。万历十年（1582），复起知和州，寻擢山西佥事，备兵陇西。复迁山西参

　　议，十七年〔1589），迁河南副使，后改备易州。二十一年（1593），迁河南参政，时子冯琦已授翰林侍讲学士，子履深知“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”的道理，“乃谓（琦）曰：‘嗟乎！造物忌太盛，奈何父子同时穹显，吾去汝归矣’”。遂致仕归。

　　子履一生政绩显赫，为官做人，大有先辈遗风，这与家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子履有杰出的政治才能，尤长于军事。知固安县时，县内多盗，子履择选青年子弟为牙兵，练习骑射，“盗发辄捕得之，境内肃然”治兵大同时，官吏隐蚀兵饷，激起兵变，“兵阗门而噪，势张甚，子履谕以理而按诛其倡乱者，众徐解散，一镇获安”时设互市，有少数民族首领那吉自骄善射，意轻汉兵，屡欲犯之。子履约那吉比射，以计胜之，“那吉搏颡悦服，谓天朝有人。终其任，贡市无敢哗者”任易州兵备副使时，招募兵勇，日日操练，时部使者大阅畿辅兵，易州为冠。时束鹿有道士妖言惑众，聚众滋事，百姓人心惶惶，“民情凶惧，逃避相属”有司请兵剿之，子履以为不可，乃一面安定人心，“命庖人具酒食，阖户酣饮”一面使人捕倡乱者，乱乃平。子履这种杰出的政治才能多为人称道，李维桢《祭冯参政》赞道：“令先生秉国均宰天下，何吏治之不修，何边事之不饬，何乱萌之不销，何纪纲之不肃，何乡士大夫之不行仁讲让。”子履为官，多为民便，治兵大同时，值大旱，米价上涨，子履“亟悬厚值招诸商米，远近辏集，又发仓赈济，岁不为灾”任陕西佥事时，所举多为惠政，以致秦民为置生祠。

　　子履为人，平和易处，不设城府，“阔达大度而执义屹如，贲育莫夺。与人言，肝肠在言，谐谑万变”。冯子履做官为人的这些品格，和奉儒守官、立德修身的家族传统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冯子咸（1548－－1596），惟健子，字受甫，号望山，复更号曰本轩。万历元年（1573）举于乡，两次会试失利后，他没有继续迷恋于科举，而是：“幡然曰：‘情非奉檄，礼非翘弓，何干禄数数为？’”从中年开始，他就过起了隐居生活，“筑室冶水上，躬耕自给”子咸此时的心态与其叔父惟敏当年落第时的心态相似，不同的是，冯惟敏在落第后隐居家乡的二十多年里，一直关注社会现实，并一直没有泯灭心中的功名抱负，而冯子咸则转向一种内心的自省，“从妇翁少司马冀炼为理学，以庄敬自持”冯子咸的心态，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另一种影响“穷则独善”，既然不能显达，兼济天下的抱负无从施展，就由外而内，追求自身道德品格的完善。于是，“朝夕阖户，静坐忽有所悟：‘敬在常惺惺，岂检束若徽墨也与哉！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致虚极，守静笃，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，是为圣功之本’”。子咸的这种修身之学实际上包含了道家的思想因素。这样，追求濂洛之学的冯子咸在家乡俨然成为一代理学大师，四方问学者日众，“或问为学，曰：‘须刚须恒，不刚则隳（注：怠惰），不恒则退。’问敬，曰：‘惺惺之谓敬，检束非敬也。’问廉，曰：‘静则廉。’问处事，曰：‘称物平施。’问处人，曰：‘诚心和气。’”《光绪临朐县志》还说他：“尤深恶儒名。”可见他对以科第人仕的功名之路是很不屑的。钟羽正称其“信道忘仕则漆雕子，循经蹈古则高子羔”  。子咸以万历二十四年卒于乡，士友私谧曰贞静先生。着有《日进剳记》、《自警私课》、《耕余笔谈》等。

　　冯裕曾孙辈中，冯琦是最显者。除冯琦外，惟健孙冯琬、冯琰及惟讷孙冯剳亦知名。

　　冯琦（1558－1603），字用韫，号琢庵，惟重孙。冯琦是整个冯氏家族中仕途最显的一人，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卒于任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冯琦幼年即颖悟绝人，“公生而硕伟，颖惠异人”。举万历五年（1577）进士，时年十九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九年，直使馆篡修《大明会典》，受中贵人书。十五年（1587），升侍讲学士。十九年，主考顺天府乡试。二十一年，升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时父子俱显，其父子履忌盈满则亏，琦遂以假归。二十六年（1598），再入内阁。次年，以原官充玉牒总裁，寻进吏部右侍郎。后进左侍郎，协理詹事府，再拜礼部尚书。三十一年，卒于任。天启初，谥文敏。冯琦一生为国为民，鞠躬尽瘁，“琦居，恒独处一室。至草书，则阖扉危坐，抚心沈思，意象惨愤，其词深切婉至，务积诚以悟人主，其母尝怪其貌瘁”终于病死任上。冯琦为官，与其先人一样，一方面，能够尽忠保国，另一方面，也颇有政治才能。琦抗直敢言，居吏部时，神宗久不视朝，吏部推举人才，多不得用，琦具疏极言，时论韪之。当时三王并封之议起，琦力谏其不可，时“神宗春秋寝高，皇子年十九，未行冠婚册立之礼。郑贵妃方有宠，潜谋夺嫡，议三王并封，廷论嚣然。神宗意久不决，琦先后执谏”最后终于册立皇子。琦在吏部，力主罢矿税、减民赋、撤中使，《明史·冯琦传》说他：“莅政勤敏，力抑营兢，尚书李藏倚重之。”冯琦极尽孝道，子履病笃之日，“琦一日三上疏乞归。并引讲臣例乞封父母，得旨如所请。疾驰四书，夜抵家，拜子履床下，泣致封诰……琦尝谓人‘生平荣遇偶尔，惟是三日，足当百年，追惟主思，尤感激图报’云”可见，冯琦将尽忠与尽孝是结合在了一起的。

　　冯琦不仅政绩杰出，在文学上，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，《明史·冯琦传》称：“琦明习典故，学有根柢，数陈谠论，中外想望丰采，帝亦深眷倚”冯琦为文，注重实用，不尚空谈。钱谦益称他：“天姿瑰伟，濡染家学……诵读讲贯，日有程要，尤究心列圣典谟。” 所编《经济类编》（与冯瑗合编）、《两朝大政纪》、《通鉴分解》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（冯琦原编，陈邦瞻修订），皆讲求有用，务求有裨益于国家社会，不是纯粹的文学性作品。当然，其作品中也有文学性较强的作品，如《宗伯集》、《北海集》、《唐诗类韵》等。于慎行赞之曰：“其修学博而不滥，其抽思深而不谲，其综藻华而不雕，其称名奥而不晦，其议论辨说，邈探恍惚，冥造希夷，愈入愈深，愈出愈鬯（同畅），而不可端倪，有庄而无之也。”“公之为古体。渊源汉魏，而轶出于唐。其为近体，沈浸盛唐而致极于杜，兼备众美而发于一窍。其究华而若敛，冲而若余，大而不陵，细而不底，神在象先而辅之以气，情悬物表而运之以辞，此所以胜尔。”陈田也称之曰：“文章尔雅，诗兼各体。论者谓与东阿于文定并为海表人望云。”人们对冯琦的评价，虽多溢美之词，但客观的说，冯琦诗文不尚浮华，清丽自然，确实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。

　　冯瑗，字德韫，号栗庵。父子升，以瑗贵，封户部云南司郎中。瑗于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举于乡，次年成进士，授湖广茶陵州知州。后历任山西泽州知州、户部贵州司员外、云南司郎中、山西参政、开原道。与先辈们一样，冯瑗也颇有政治才能。任户部贵州司员外时，监兖州、两浙漕运，“还京疏陈商民疾苦，切中时弊”瑗不惧权贵，知山西泽州时，“州苦贫瘠，宗藩挟势恣横，多不法，为民患，长吏莫敢谁何。瑗至，一裁以法，豪右屏息”平时，廉洁自守，迁户部贵州司员外时，“宦囊不名一钱”瑗所着书有《黄龙纪事》、《经济类编》（与冯琦合编）等。有子二人：冯士偁chēng，冯士份。

　　冯琬、冯琰皆冯子咸子。冯琬，字叔坚。琬弟琰，字叔白，一字慎庵。琰自幼孝悌，“幼孤，事母至孝，母病，侍汤药，衣不解带。及卒。哀戚逾常，里党闻其号痛，莫不流涕……事兄琬，曲尽爱敬，邑人化之，以阋（xi）墙为耻”天启初年，两赴京闱，不第。崇祯六年（1633）谒选，授知四川璧山县。冯琰在任上，“政尚宽简。不事苛察，吏民怀德”冯琰以刚直忤当事，遭谪。感愤卒于官。

　　冯珣，字季韫，一字璞庵，惟讷孙。父子临以珣贵，赠奉直大夫、陕西兴安州知州。珣以选贡谒选，授知陕西长武县，后迁咸阳，以母丧归。后补知交河县，升兴安州知州。累迁至汉中同知，遭中贵谗言，归。珣至官守正，廉洁爱民，官咸阳时“豪族宄法为民害，吏不敢问，珣执法无所姑息”因母丧归乡时，“会青蜀大饥，躬自节省，具健粥、皮絮、槽棺赈助之，生死被其惠者以数千计”迁汉中同知时，“适瑞藩开邸第，珣董其成。中贵挟群小胥役因缘为奸，珣烛其私弊，多所裁抑，拓城西地百余亩，以足邸额，而民不苦于转徙”因此受到太监的中伤，遂罢官归。着作有《韫璞斋稿》，以孙溥贵，赠尚书。有子五人：士衡、士鹗、士仪、士鹏、士基。

　　冯氏后人中，冯溥是比较贵显的一位。冯溥，字孔溥，士衡子，举清顺治三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屡迁秘书院侍读学士，寻擢吏部右侍郎。康燕元年（1661）转左侍郎。六年，充会试副考官。次年，擢都察院左御使。后迁刑部尚书，授文华殿大学士。十八年（1678），为会试正考官。二十一年，上疏乞休，寻加太子太傅。卒，谥文敏。溥为官廉正，处处以国事为重。任左侍郎时。“凡一切推补，溥独主之，悉秉至公，无所曲庇”。“在阁二载，开诚布公，不矫激诡随，商略大政或佥谋可用，即庶僚不遗，若义所不可，虽贵近交口，而溥必力争改正，求裨国是而无成心”冯溥主会试时，主选了一大批人才，“溥所荐法若真、曹溶、施闰章、沈珩，叶舒崇、曹禾、陈玉璂、米汉文等，各授侍读编修。而毛奇龄、朱彝尊、陈维崧一时皆出名门，得人极当世之选”冯溥学有根柢，“八岁受《左氏春秋》暨秦汉以下古文，即能贯穿根柢。稍长，穷极经史，凡天文、图纬及兵书地志罔不博综”着有《佳山堂集》。

　　冯氏家族中还有多人仕途颇显，这里不一一论述。冯氏家族世代显赫，在政治、文化上贡献很大，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。先辈对后辈的示范作用以及同辈之间的相互影响，使冯氏家族的成员在为官做人这两方面，都倍受称道，而对这种现象的研究，还有待深人。